2. 道教祖师与历史人物（13位）

张道陵的早年经历,主要见于道教谱牒,正史无载,我们就按教内的传述来讲。据《汉天师世家》一类文献记载,他自幼通晓五经,年轻时进过太学,学的是儒家那一套,据说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县令。可做着做着,他对功名越来越没兴趣,觉得读经书治理不了人心生死的问题,于是辞官,转头一头扎进了黄老之学和长生养性之道里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大转折——从体制内的官,变成方外求道的人。需要补一句:连"留侯张良之后"这个身份,也是道教谱系为抬高天师世系而追溯的,不是可考的真实血缘。东汉中后期,天下不太平,瘟疫、战乱、苛政,普通百姓活得很苦——史书里那种景象,是路边有倒下的人,活着的人凑不齐一服药、埋不起一口棺。张道陵带着弟子,一路向西,最后落脚在蜀地的鹤鸣山,也就是今天四川大邑一带。传说他在鹤鸣山修道,得太上老君授以正一盟威之道——这一段属于道经记载的神迹,我们讲清楚:它是教团的信仰来源,不是史实。但有一点是实打实的:东汉顺帝、桓帝年间,巴蜀一带确实兴起了一个全新的宗教组织。这个组织,后世叫五斗米道,也叫天师道。名字的由来,是入道者要交五斗米。它最特别的地方,在于组织化:把信众分区管理,设立"治"作为据点,设"祭酒"作为管理者,有戒律、有章程,还为百姓画符治病。这在那个乱世,其实是一套底层社会的互助系统。张道陵被这一脉尊为第一任领袖、天师,所以叫祖天师。后来在路边设义舍、供来往行人免费食宿的制度,是到他孙子张鲁掌汉中时才真正推行开的——这份善意,是一脉传下来的。按道教传述,他大约在公元156年去世,相传享年一百二十多岁。他的事业由儿子张衡、孙子张鲁接着传下去,天师之位父子相承,一直延续了上千年。

张角出身在东汉晚期的河北乡间。那是个天灾、瘟疫、赋税层层压下来的年代。《后汉书》说他奉事黄老道,自称'大贤良师',创立了一个叫'太平道'的教团。他传道的方式很特别:不端坐讲经,而是手持九节杖,带着弟子四处行走,用符水、咒语为人治病。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——一个染了疫病的村子里,病人一个接一个跪在地上,捧起一碗写过符的水一饮而尽,把眼前这个道人当成最后的指望。在缺医少药、瘟疫频发的年月,这种方式让无数百姓把他当成救星。《后汉书》记载,十余年间,信徒发展到数十万,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,莫不响应。张角把信众按地域编成'三十六方',大方上万人,小方也有六七千,每方设'渠帅'统领——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宗教团体,而是一张覆盖大半个中原的社会网络。公元184年,他喊出那句后世皆知的口号:'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,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。'信徒头裹黄巾为记,同时举事。东汉朝廷调皇甫嵩、卢植等人前往平定。然而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大军压境、官军与黄巾激战之际,张角已先病死,连结局都没能看到。他死后,这场动荡被逐步平息,可东汉的中央权威也从此动摇,各地势力趁势而起。

张鲁出身在一个特殊的家族。按道教传统和《三国志》本传的说法,他的祖父张道陵相传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了五斗米道——因为入道者要交五斗米而得名,这就是早期的天师道;不过同期史料《典略》另有记载,说汉中的张修也在行五斗米道,所以这套教法究竟由谁所创,学界一直有争议。这份家业传到张鲁手里,他自称'师君',也就是道门的领袖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,益州牧刘焉想拓展势力,便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、张修为别部司马,让两人一起去攻取汉中,击杀了汉中太守苏固。拿下汉中之后,张鲁逐渐取代了张修、独揽大权——史载二人之间究竟如何收场,记载并不一致,有说袭杀的,总之张鲁从此据守汉中。这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:一个宗教领袖,变成了实际掌管一方的统治者。张鲁在汉中干的事,在当时极为罕见。他不设普通的官吏,而是用道门的'祭酒'来管理百姓,层层分治。他设立'义舍',里面放着免费的米和肉,过路的人饿了可以自取,但告诫大家量腹取足、不可贪多——据《典略》等史料记载,多取的人会得病。犯了小错的人,不急着用刑,而是先原谅三次,再犯才处罚;还让犯错的人去修补道路赎过。这种把宗教组织和地方行政合在一起的治理形态,史家多称之为政教合一。乱世之中,汉中竟因此相对安定,不少关中、中原的流民都跑来投奔。建安二十年,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。张鲁本想抵抗,弟弟张卫战败,大势已去。当时有人劝他烧掉府库里的珍宝再走,张鲁却说,这些本就是国家的,说着把仓库封好才退入巴中。曹操听说后很欣赏他这份气度。最终张鲁选择归降曹操,被封为镇南将军、阆中侯。第二年,也就是建安二十一年,公元216年,张鲁去世。

葛洪出身官宦世家,可到他十几岁时家道已经中落。他自己说,小时候穷得砍柴换纸笔,白天干活,晚上抄书,一边抄一边背。乱世里别人忙着求官,他却一头扎进了另一条路。他的从祖父葛玄,是当时有名的方士,人称葛仙公;葛玄的弟子郑隐,后来成了葛洪的师父,把炼丹和神仙方术主要传授给了他。后来他又师从南海太守鲍靓,并娶了鲍靓的女儿、女灸家鲍姑——这段师承,日后跟他的灸法和岭南炼丹都大有关系。从此,葛洪信了一件事:神仙可学、长生可致,只要方法对。后来他南下广东,在罗浮山住下,采药、炼丹、写书,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就在这座山里,他写成了那部让他留名千古的《抱朴子》。内篇讲神仙、炼丹、养生,把过去零散的方术整理成一套理论;外篇讲为人处世、治国得失,是个儒家底子的读书人。一个人,既谈飞升,又谈伦理,这正是葛洪的有趣之处。但真正让后世受益的,不是他的丹炉,而是他对医方的用心。他原本写过一部百卷的大书《玉函方》,又怕穷人记不住、用不起,就从里面摘出最简便、最急用的方子和灸法,删编成一本《肘后救卒方》——也就是后世通称的《肘后备急方》。书名的意思是,药方简单到可以揣在胳膊肘边,急用时拿得出、买得起。里面有一句:'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。'一千六百年后,屠呦呦正是从这句话里得到启发,提取出青蒿素,救了全世界无数疟疾病人。公元343年前后,葛洪在罗浮山离世。据《晋书·葛洪传》记载,他坐化时面色如生,肢体柔软如常;道经更称他尸解登仙——这是道教的叙事,信不信由你。

寇谦之年轻时不爱读经做官,偏偏迷上了修仙炼丹。据《魏书》记载,他跟着一个叫成公兴的人入山修道——成公兴在史料里本是带着仙话色彩的"仙人",这一段更接近道门传说而非信史。寇谦之先入华山、后转嵩山,一待就是好些年,吃药、辟谷、研习符箓,过得跟个隐士一样。转折发生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。据《魏书》记载,公元415年前后,他自称在嵩山遇太上老君降临,称老君授其"天师"之位、赐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二十卷,命他清整道教。这件事按今天的眼光看是一种宗教体验,史书也是当作他的自述记下的。但寇谦之真正下手做的事很实在:他要革掉早期天师道的乱象——废除"三张"那套收米敛财、男女合气的旧法,把租米钱税、世袭祭酒这些规矩都改掉,主张以礼度为首,加进斋醮、诵经、守戒的新仪轨。这就是后世说的"清整道教"。光有经文不够,他需要一个靠山。公元424年,他下嵩山到北魏都城平城,把经书献给朝廷。当时重臣崔浩极力推崇道术,把他引荐给太武帝拓跋焘。皇帝信了,专门为他在京城起了天师道场,亲临道坛受箓;到太延末年,太武帝更把年号改成了"太平真君",自号太平真君。寇谦之由此备受尊礼,后世称其为国师,道教第一次被一个王朝抬到了近乎国教的高度。但这段辉煌也连着一段沉重的历史。崔浩借势排佛,公元446年,太武帝下令大规模灭佛,史称"太武灭佛",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法难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魏书》记载寇谦之其实并不赞成杀戮僧人,曾劝阻崔浩,只是没能拦住。两年后,公元448年,寇谦之去世——史书只记其卒于太平真君九年,后世推算他活了约八十四岁。

陶弘景出身不算高门,但极聪明。据史书记载,他十岁读到葛洪的《神仙传》,就动了求道访仙的念头;长大后博览群书,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医药、炼丹、书法,样样都钻。年轻时他在南齐做过几任小官,给诸王当侍读。可他志不在仕途。到了三十六岁那年,他干脆挂冠而去,辞官归隐,带着学生进了江苏的茅山,从此再没正式出来做官。在茅山,他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。东晋年间,有一批据称是仙真口授、由杨羲及许谧、许翙父子所传的上清经诀,流传零散、真伪混杂。陶弘景花了大量心血四处搜访这些手迹,加以考订、编次、注解,整理成《真诰》一书,又写《登真隐诀》,系统梳理了上清派的修行法门。靠着他的整理与开宗,上清派在茅山扎下根,后世称"茅山宗",陶弘景被尊为承先启后的宗师。他隐而不离世。梁武帝萧衍登基前后,和他书信往来不断,国家有大事常常派人进山征询他的意见,他在山中一一作答。时人就给他起了个名号——"山中宰相"。但他始终不肯出山为官,守住了隐士的本分。更难得的是,他不是只谈玄虚。他亲自采药、炼丹、做实验,写成《本草经集注》,把七百多种药物重新分类整理,是中国药物学史上一座里程碑;他还考订刀剑、研究历法、精于书法。公元536年,陶弘景在茅山去世,享年八十一岁,谥号"贞白先生"。

魏华存自幼读《老子》《庄子》,心思都在修道上。据传记记载,她少年时就静默寡欲,常服食药饵,一心想清修不嫁。可家里到底还是给她安排了婚姻——二十四岁那年,她嫁给了刘文(字幼彦)。这是她一生很关键的一笔:她不是一开始就出尘的仙人,而是先做了多年世俗里的妻子和母亲,生了两个儿子。等到孩子长大、家事渐了,她才重新回到修行的路上,斋戒别寝、专心内修。按道经的说法,她的转折来自一次"降授"——传说西晋末年,有清虚真人王褒等众真降临,把上清一系的经法传给了她,其中最有名的,就是上清派存思养生的核心经典之一《黄庭经》。这里得说清楚:这一段是道经和传记里的记载,属于宗教传承的叙述,不是史实考证;《黄庭经》到底成于谁手,学界本就有争议。但有一点是实打实的:经由魏华存这一脉传下来的上清经法,后来成了一个真实存在、影响极大的道派。西晋末年天下大乱,据传记记载,她带着家人南渡,辗转到了江南。而上清这条法脉真正发扬光大,是在她身后:相传东晋兴宁年间,也就是公元364年前后,魏华存"降授"给了道士杨羲,杨羲再传给许谧、许翙父子——注意,这同样是道经里的神授叙述,不是当面授徒。正是这一系,日后在江南茅山一带把上清经法做大,到南朝陶弘景手里,编成《真诰》、立起茅山宗的规模。公元334年,魏华存离世,传记记她享年八十三。道教尊她为"紫虚元君""南岳夫人";据道经记载,她后来在天界主治南岳衡山,南岳夫人之名即由此而来。

他生在一个书香门第,本来按家世走的该是仕途,可他年轻时偏偏对功名没兴趣,转身拜入嵩山,师从上清派茅山宗的宗师潘师正。潘师正把上清派的符箓、导引、服气这一整套修炼法门传给了他,他后来成了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。学成之后,他没有留在名山大刹里享清福,而是一路云游,最后选定浙江天台山的玉霄峰住下,自号'天台白云子',一住就是几十年。真正让他出名的,是皇帝们一个接一个地来找他。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,把他召到洛阳,亲自问道,临走还下诏褒奖。到了睿宗一朝,睿宗又把他请进宫里,问他治国与修身的道理。司马承祯回了一句很有名的话:治身要'无为',治国也是同一个道理——少干预、顺其自然,国家自然安定。这话说到了皇帝心里。等到唐玄宗即位,对他更是礼遇有加,前后三次召见,还亲自跟他学法箓,等于拜他做了老师。玄宗为他在王屋山修建了阳台观,让他在那里著书、传道。司马承祯一生最重要的两部书也在这个阶段成型——《坐忘论》和《天隐子》。《坐忘论》把修道分成敬信、断缘、收心、简事、真观、泰定、得道七个层次,一步一步,像一张清晰的修行地图;《天隐子》讲的则是怎么斋戒、安处、存想、坐忘,把抽象的'得道'落到了可以操作的功夫上。他还擅长篆隶,把两种笔意揉成一体,自创了一种叫'金剪刀书'的字体,玄宗都很欣赏。公元735年,司马承祯在王屋山阳台观去世,享年八十九岁。玄宗听闻,追赠他'银青光禄大夫',又赐号'贞一先生'。

杜光庭年轻时走的是科举路,饱读经史,可惜屡试不第。仕途不通,他索性转身上了天台山,拜师入道,从此把一身才学全用在了道经上。那是个乱世。黄巢之乱起,唐僖宗仓皇逃往蜀地,杜光庭随驾入蜀,从此再没回中原。唐朝灭亡后,王建在蜀地称帝,建立前蜀,看重他的学问与名望,授他金紫光禄大夫、谏议大夫等职,赐号广成先生——后人称他广成先生,正由此而来。(顺带一提,黄帝问道的那位『广成子』,是《庄子》里的上古仙人,跟杜光庭并不是一回事,别弄混了。)到了后主王衍一朝,又进号传真天师、加崇真馆大学士。他这一生最了不起的,不是当了多大的官,而是著述。当时道教典籍庞杂、说法不一,他一部一部地整理、注疏、考订。最有分量的是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五十卷,把历代对《道德经》的注解汇成一炉,自成体系;此外还有记录山川灵异的《录异记》、文集《广成集》,以及大量斋醮科仪的整理。据著录与传世所见,他一生著述大致三十余种、数百卷,把唐以前散落的道门学问,系统地收束了起来。约公元933年,杜光庭在他晚年隐居的青城山仙逝,享年八十有四,也葬在青城山。

王重阳本名中孚,字允卿,后改名嚞,字知明,道号重阳子。他家境殷实,自幼习文又好武,金代曾应过武举,做过一个收酒税的小吏。可这条路他越走越憋闷——金人入主中原,他一个汉地读书人,文不得志、武无所用,人到中年,日子过得苦闷。转折发生在他年近五十那年。相传公元1159年,他在甘河镇遇到两位异人,《金莲正宗记》等道经记载,那是吕洞宾、钟离权点化授诀。从此他像换了个人,辞官、散尽家产,行为放浪,世人都叫他'王害风'——就是疯子的意思。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:在终南山下挖了个地穴,自称'活死人墓',在里头独居苦修两年多,墓口立碑'王害风灵位',就当自己已经死了。这不是装疯,是他要把过去那个追名逐利的自己,彻底埋掉。出墓之后,他一把火烧了茅庵,东行到山东半岛传道。在那里,他收下了一生最重要的弟子——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,这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'全真七子'。他创立的教派,叫全真道。王重阳讲的不是画符炼丹求长生,而是'三教合一'——儒释道一家,主张明心见性、苦己利人,内修真功、外行真行。这套东西,把道教从外丹术拉向了内丹心性之学。公元1170年,他带着弟子西归途中病逝于河南开封,享年58岁。丘处机等人扶柩归葬终南山,那里后来成了全真祖庭重阳宫。

丘处机自小父母双亡,孤苦长大,却有股不服命的劲。十九岁那年,他赶往宁海昆嵛山一带——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烟台——拜全真教祖王重阳为师。王重阳门下有七个最得意的弟子,后世称'全真七子',丘处机是其中最年幼的弟子之一。师父去世后,他没去名山大寺享清福,而是一头扎进关陇的山沟里苦修:先在陕西磻溪潜修六年,又转入陇州龙门苦熬七年,前后整整十三年。冬天结冰,夏天蚊咬,他天天背着蓑衣行乞,人称'蓑衣先生'。这十三年的苦,把他磨成了金元之际声望最高的道士,他后来开创的一派,就以'龙门'为名。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,是七十多岁那次西行。当时金、宋、蒙古三方都来请他,他独独应了成吉思汗之召。一二二零年,七十二岁的老人带着十八个弟子,从山东出发,翻越万里风沙,走了两年多,一直走到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大雪山下,才见到正在西征的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问他:有没有长生不死的药?丘处机老老实实回答:'有卫生之道,而无长生之药。'又趁机劝这位横扫天下的君王要清心寡欲、敬天爱民、少行杀戮。成吉思汗听得进去,尊称他为'神仙',还下令免除全真道士的赋税差役。后人把他这趟劝谏,概括成四个字——'一言止杀'。回到燕京后,成吉思汗把天下道教都交给他掌管。一二二七年,丘处机在燕京长春宫羽化,享年八十,后葬于白云观,也就是今天北京白云观的丘祖殿、龙门祖庭。也就在那一年,成吉思汗也走到了生命尽头。

张伯端早年并不是个出尘的道士。他读书很杂,儒释道、刑名、医卜、天文地理无所不窥,后来做了府衙小吏,在公门里抄了大半辈子文书。转折来得很激烈:中年时,他因一桩案牍之事获罪——据道经记载,被谪戍岭南。仕途断了,人生从头来过,也正是在这段最低谷的漂泊里,他开始一心问道。相传在宋神宗熙宁二年、也就是公元一〇六九年,他在成都遇到一位高人,得授金丹口诀。这位授诀之人是谁,南宗内部其实有分歧:嫡系一脉多说是刘海蟾,翁葆光则说是青城丈人——这本身就是后世神仙传记里的说法,真伪难辨,姑且当作他得道的因缘来听。可以确定的是,这一遇之后,他没有去山里隐居装神弄鬼,而是回过头,把自己悟到的东西一句一句写下来。熙宁八年、公元一〇七五年,他写成了那部传世的《悟真篇》。《悟真篇》了不起在哪?它不讲烧铅炼汞、吞丹求长生那一套外丹,而是讲'内丹'——把人的身体当炉鼎,把精、气、神当药物和火候,主张'性命双修',先修命、后了性,在自己身上炼。更妙的是,他全用七言绝句、律诗和词写成,把最玄的修炼次第,藏进了几十首诗里。后世把它和《周易参同契》并列,称为丹道的两大经典。张伯端没有自己开宗立派、广收门徒,他走的是单传暗授的路子,把法脉一代一代私下传下去。他大约在公元一〇八二年去世,享寿九十余,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寿。

据《明史·方伎传》记载,张三丰早年并不像个仙人,他读过书、做过小官,后来弃了功名,带着家人四处云游。传说他游历到陕西宝鸡的金台观,又上终南山,遇火龙真人,得了丹道真传。真正让他名垂后世的,是武当山。元末明初,他来到武当,那时山上殿宇还残破着,他对人说:'此山异日必大兴。'后来明成祖大修武当,果然应了这话。关于他的本事,史书写得很克制——说他寒暑只一衲一蓑,吃饭时一顿能吃下一升斗,不吃时又几日、几月不进食,行踪飘忽,今天在这,明天就不知去了哪。至于后世把'太极拳''内家拳'的创立算到他头上,这更多是明清武术流派的追认,正史里并没有他打拳的记载——我们讲的时候要分清:这是武术传说,不是信史。他最传奇的,是'找不着'。明太祖朱元璋早闻其名,洪武年间曾遣使去寻,没寻到;到了明成祖朱棣手里,前后派胡濙等人,带着诏书走遍天下州郡乡邑,访了十几年,始终没见着活人。值得一提的是,史学界主流认为胡濙这场长达十余年的密访,真正目的多半是查访建文帝下落,'访张邋遢'更像是公开的幌子——这一层,我们也该如实说出来。于是民间越传越神,说他活了一百多岁还在人间走动,明清两代不断有人声称'又遇见了张真人'。他到底卒于何时、葬在何处,正史一句也答不上来——这正是他名字里那层挥不去的雾。